| | 「多元性別認同的集體動員理論」真的可能嗎？
近日，因工作關係，對家暴條例引發的論爭作研究，並向幾位涉足同志服務的深交同窗作訪談。訪談期間，大家都慨嘆：面對動員力超強的保守宗教勢力，同志組織的動員明顯相形見絀。而之前一月初立法會門前以九百對十幾的情況，某情度上亦顯示了雙方動員力量的強弱之別。
其實，要探究多元性別認同的集體動員問題，這差不多是半個世紀性別研究及社會運動研究的老問題。自六七十年代性解放運動以降，女性主義者便開始反對任何形式的男性霸權社會，並嘗試揭露不同學科在私人空間中的無知（如：勞工研究在女性主義的啟發下突然「發現」在家無酬勞動的存在）。
伴隨女性主義而來的便是不同性別認同的運動：性、性別、性別認同亦在社會建構論中取得理論支撐，宣稱性別乃社會構造(Social Construction);自此以後，那些以生物決定論為基礎的性別理論亦變得十分無知，更甚者更被指帶歧視成份。
而Foucault 的出現，又把人們對性、權力和知識帶向新的方向。可以說，Foucault 對權力的微觀角度，把人們從維多利亞時代以來那種透過話語、規範和知識來理解性的角度解放出來。Foucault告知大家：權力濳藏於各種人際關係中，而正因如此，抗爭的場域亦不單單在公共領域中，就算在家中，床上都會有其可能。要抗拒正規規範的可能，不同形式的動搖和反叛都是重要的，豈怕單是床上的一瞬間。
雖然Foucault 的出現，確實令人們對抗爭的形式和場域有了新看法；然而，在一個以法律為社會道德和價值具體表現的社會中，多元性別認同的抗爭始終離不開認同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而這亦顯現在每一個國家的同志運動的歷史中，差不多每次都同運都有著相似的法律抗爭史：去形事化，反歧視法，平權……。而這每一次的抗爭，由於涉及在公共空間中宣示權益的政治必要，動員成了同運組織者的最大障礙。
其實，在理論層面，多元性別認同的集體動員需面對以下問題：
1。 一個社會運動的老掉牙問題：如何把個人利益轉化成集體行動，而從中又不會出現free rider 的情況？而很多時，在同運中，由於社會的歧視和主流價值的影響下，不同性小眾人士均會有把個人利益和集體行動對立──最明顯例子是：不少性小眾人士都害怕参與集體行動時會令其失去已有的個人利益，如工作，權力和階級位置。
其實，我想指出的是，這種問題，不是性小眾運動獨有；在工人運動中，工人在参與罷工時亦會有相同的考慮。單以個人犧牲的角度出發的運動策略已過時，另一種運動策略既能令参與者在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尋找到所謂的「認同」和「自豪感」，又能令参與者在集體行動後將之帶回参與者的不同生活領域中才是必要的。
2。 跨越／調和正規化（normalization)和叛逆化(transgression)的話語及行動策略：正如我之前所述，不同性小眾運動都要面對與現有法律抗爭的必要；然而在與法律抗爭的同時，有時利用文化叛逆的策略亦是必要的，例如：如何在一個性小眾隱形的社會中，利用不同的創意行動把性小眾現形，以改變人們對社會文化的價值判斷，這也是重要的。然而，這兩方面的策略，不單需要調和，更需要有所跨越；否則，無論任何一方的過度使用都會使整個性小眾運動出現內部分裂和內耗。
理論的目的在於改變現狀，而現時，我們亟需一套能整合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政治理論引帶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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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5/18/2009 10:42 PM - 10 Views - 0 eProps - 0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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